| 2007-02-12 中国迈向金融大国是关键
在实体经济持续经年的高歌猛进之后，中国的金融大国梦想终于艰难起步。但是，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重构还远未完成，体制短板依然严峻，改革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在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上，总理温家宝就坦承：中国金融面临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企业公司治理和经营机制不完善、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金融风险隐患不少等问题。这对中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说以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尤其是银行业的改革都是在‘温室’中渐进，那么现在中国的金融业改革则在‘狼’视眈眈下进行。在这场与狼共舞中，金融业能否顺利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中国能否凭借金融业成就大国崛起之梦，还得拭目以待。
银行上市：不能包治体制百疾
金融改革凸现‘拐点’
1月23日，就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金融改革发展工作。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议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判断：‘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金融领域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国际金融发展也出现了新趋势。’这个深刻认识与温总理在会议中提出的金融领域五大矛盾结合在一起，透露出的重要资讯就是，中国金融业面临的挑战正在加剧。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发展中心主任易宪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与繁荣受制于世界市场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国际上强势的企业及机构总是希望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使正在开放中的中国经济同样要面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考验。‘但是，中国经济又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市场，劳动力、资金的流动以及消费力的变化等都完全在这个体系内循环，而不能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这种情况下，中国金融系统的安全和稳定必然受到严峻考验，必须给予高度的警惕和关注。’
易宪容认为，流动性过剩是眼下中国金融市场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尤其在金融市场全面开放的前提下，资金规模还在扩大。‘未来几年，资金过剩的局面不会发生转变，只会加剧。流动性过多不仅会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也必然会导致消费价格的快速上涨。’他说，‘对于国内流动性过剩，如果找不到问题之根源，只是从表象上来应对，那么再好的工具、再好的时机，其作用都是十分有限的。’
此外，对于今年国内将可能有大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海外上市的说法，易宪容认为，上市仅是其走向市场化及商业化的第一步，要真正成为现代商业金融机构还得长期努力，要根本上改变中国金融机构的企业文化与价值观。同时，一旦过多的资金用来迅速扩张银行信贷规模，或是通过其他方式又回到证券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争夺大国金融战略双峰
做大资本市场开创投行时代
采访中，‘中国已成为金融大国’的说法无人认同。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专家们认为，中国金融改革正面临‘拐点’，需要及时调整下一步的方向。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这是中国专家学者最为迫切的呼喊。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表示，资本市场对金融体系来讲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融资渠道。‘1995年，中国要利用资本市场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将资本市场从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变成解决企业问题的工具，这是一个错位。所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必须要回头，不管政府、投资者还是上市公司，都要逐渐回到原来的功能上来，这个才是根本。’
高盛亚洲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和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都认为，以银行为主的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制约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主要原因。
胡祖六指出，在中国，支撑整个金融体系的依然是银行信贷。银行在投融资体系中仍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而在世界范围内，资本性的‘脱媒’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很重要的过程。
马蔚华表示，由于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令经济周期波动和企业经营的各种风险很大部分都由银行来承担，加之管理不善，从而产生了大量不良资产。资本市场不发达，就不能提供给市场多种选择。企业更多地依赖于银行，更多地将风险转嫁给银行。反之，发达的资本市场可以为商业银行提供更多可以运作的工具，减少银行的风险，增加银行的收益，还可以改变传统银行的模式。
商业银行转型和开辟投行时代
中国政法大学刘纪鹏教授认为，中国下一步的目标是要迎接投资银行时代的来临和商业银行的转型，这一步非走不可。政府不应总是‘帮助’商业银行进行宏观调控，而是通过其自身改制提高治理结构。‘这是关系到下一步改革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此外，刘纪鹏还提出，应从国家战略角度考虑，想办法发展投资银行这样的金融产业。‘银行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把储蓄者变成授权的投资人，包括我。比如你在汇丰银行存进50万后，马上汇丰的证券、汇丰的保险、汇丰的期货、甚至汇率全来找你谈业务，把你的钱锁定之后，到了它们的机构里面，消化了储蓄，转为投资，再又去购买投行金融制造的企业产品，企业现代公司制度形成以后再回来商业银行。这个链条才是未来中国真正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良性循环。’
大的太大小的太小
转轨期结构性积弊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博士日前曾说过，中国金融改革是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配合的，大致上是从计划经济时代金融仅为国企改革服务，到市场经济下独立的商业化经营的两步走。当然，30年的过程已经令人相信中国的确找到了改革的方向，其间也并未出现大起大落的震荡。但是，社会科学院金融发展中心主任易宪容却提出，中国金融市场并没有走出转轨经济的窠臼，许多金融改革只涉其表没有深入其里，让其内在机制、金融市场文化及价值观改变并非容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平新乔教授认为，目前金融改革的问题不少，包括金融结构不合理，银行大的大、小的小。四大国有银行贷款占80％以上，出现大银行垄断、小银行竞争力不足的情况。此外，资本充足率低、不良资产率不断增高都成为国内金融业改革的遗留问题。因此，从金融市场的发展史来看，中国与成熟金融经济国家差距相当大。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经历了100多年，对货币控制和区域货币的认识也有近70年，积累了金融国际扩张的深厚经验。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还不到30年，股市运作才10多年。然而，中国对金融市场的风险和危机似毫无准备，对国际金融扩张也并不熟悉。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今后金融改革的难度。
改革至今未涉体制核心
亦官亦商脐带须断
美国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曾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于好的市场制度规则的确立。好的制度规则能够激励人们创造财富，不好的则会毁灭财富。反观中国金融业改革不难发现，强调制度建设、强调法制就是改革的核心。然而问题是，中国的金融制度是好的制度吗？中国社科院金融发展中心主任易宪容回应记者：好的制度是让大多数人获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垄断。但是在中国，拥有过多政治权力的人反而是获益最多的。近几年来的金融改革，无论是股市改革还是银行改革，基本上是政府或垄断企业为主导的金融改革。在改革前或在改革中都易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基本上掌握了金融领域几乎全部的权力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往往会最大限度地维护既有的利益格局。出于官僚思维，这些人更擅长政治技巧，而不了解市场思维和运用现代管理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使得中国的金融改革更偏向于全面移植外来的制度规则，但是在内在运作上则是官商合一、亦官亦商。从外在形式上看，现代制度之形可以应有尽有，但运作上，国有银行的股东代表、董事、高层人员及监管人员则是所有权力的合一，从而消融了公司治理中核心的权力激励与约束制衡机制，使得现代金融市场有效的法律制度无法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金融改革只是徒具其表。’易宪容说。
美国：自由市场VS政府控制
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在平衡自由市场与市场监管的问题上，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据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介绍，美国资本市场早期的发展完全是放任自流。后来，罗斯福实施金融新政，全面建立市场监管体系和证券法律法规，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才显现出了力量。以华尔街为例，300多年前，华尔街是个完全自发的市场，没有监管，没有规范。随着这个自由的市场的发展，规模不断壮大，短短500米的一条街居然成为美国甚至世界的金融中心。‘我认为不是华尔街创造了机制，反过来，恰恰是美国为华尔街创造了机制。正是在美国那种可以自由生长环境里，华尔街才能够通过市场的力量不断地完善自己，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祁斌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良性互动和逐渐变化的关系。在市场建立的初期，需要政府制定游戏规则和引导市场方向。随着市场的逐步成熟，政府的这一角色会慢慢退出，更多的是维持市场公正，也就是监管职能会显得相对更重一些。随着市场的不断进化，完善和制定新的规则就更为重要。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政府的角度看，第一，不要参与，政府不应该是一个参与者，又是决策制定者；第二，政府要保证规则和法律的制定，而且保证规则和法律被遵守；第三，政府应该根据市场发展和技术革命的复杂性，不断将规则加以完善。
*懂一点历史的人知道，中国有汉唐盛事，历史是无情的：
15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人均收入第一的国家。
1830年，中国的产品占世界的30%。
185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世界第一。
*但是：
1842年，鸦片战争，中国痛失香港，赔款2000万两。
1858年，英法联军火烧圆命圆，赔款800万两。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赔款2亿两。
1901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签定《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
您说中国能不穷吗？
1949年，中国在政治上站起来了。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80年中国GDP占世界4%。
2010年，中国的GDP可以占世界10%。
202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可以达到世界第一。
2050年，中国成为世界强国没有人怀疑，但是关键是金融改革要做好！
*作者：大卫 |
